五四时期国际新闻报道的特征与当今借鉴072-秋元美由作品-石川铃华

  【摘要】从五四时期的新民主革命运动兴起到当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来我国在国际报道中已取得了部分成就,但在掌握国际话语权中,仍受各种论调的掣肘。五四时期国际新闻报道所体现的自主意识崛起下的采编队伍壮大化;时效性突破下的内容多样化和表达丰富化;新闻业务取得进步下的语言多变化及新闻矩阵社会化等重要特征都对当下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四前后,世界政局复杂多变,国内民族工业不断发展,通信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加大……使信息需求量急速上升,“仅1919年一年之内新创报刊就达400种之多”[1],另一显著性特征就是国际新闻报道的增多。这一时期,驻外采访活动勃兴,国际消息频繁见刊,报刊种类多样,社会功能逐渐凸显,这不仅为国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消息之窗,更为我国话语权自主意识的觉醒铺下了奠基之路。

  在此之前,无论是林则徐的“采访夷情”还是严复的“通中外之故”,我国报界虽意识到了国际消息的重要性,但国际新闻的来源只是依赖于对西方报社、通讯社消息的翻译,加上当时政府对在华外刊的保护使得“中国对国际宣传方面必须完全仰外人之鼻息”[2]。在此双重压力下,加上五四时期群众运动的“刚需”,知识分子民主意识的推动,民间团体的人力、资本支持及国内通信技术的变革等多重保障,五四时期的国际新闻报道具备了形成自我特色的可能性。在人才组建上呈现出队伍扩大化、被动翻译转主动报道的倾向;在新闻价值探索上表现出时效性增强、内容多样、冷热新闻交替及受众意识觉醒等转向;在新闻业务上展现出语言精练化、表达标准化靠近国际化操作的水准;在其影响力上,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组建有效的“新闻矩阵”,不仅是新闻人才(政、商、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华侨)的凝聚,更是各载体(报纸、期刊、学刊、手册)的融合,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向国内外传播中国形象、民主与科学及无产阶级党性。回顾百年,这对当下“中国名片”的对外输出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研究五四时期的国际新闻报道特征并从中总结抽象出一般的国际传播规律,将能够更好地“以史为镜”,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提供借鉴。国际新闻传播包括“一是把发生在外国的新闻事件报道给本国受众;二是对境外传播本国和世界新闻,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国际性新闻媒体从世界各地采制又向世界各地发送的新闻”[3]。本文将以此为基点和框架,结合五四时期的历史现状,对其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呈现出的特征进行梳理。

  民国前,我国报纸所记西方之事多源于翻译,民国后至五四前,“我国报纸之记载,曩只注重东亚一隅,所译欧洲消息,徒以充篇幅而已”[4]。自五四起,驻外记者的采访活动在我国报界真正勃兴。一方面表现为国际新闻主动报道意识的觉醒,一大批报社将视野从国内转向国外,开启了外派记者采访之路。另一方面业界和学界“齐头并进”,共同培养了一大批有素养的外派记者,扩大了国际新闻报道的采编队伍。

  (一)意识觉醒:内外配合,极力争取线世纪初期,我国报刊已有了外采新闻的意识。1909年,同在英国读书的杨笃生和章士钊就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方政党活动的情况,同年,孙中山流亡至伦敦,杨笃生还建议孙设立欧洲通讯社,孙也大为认可。这一时期,报界虽认识到了主动外采新闻的重要性,但其驻外记者多为杨、章这样的留学生,并未有专门的业界人士担任。1914年左右,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交通网络的形成及一战所带来的世界格局动荡,加速了信息需求和交换,“新创立的大通讯社派驻通讯员和记者在世界各地追踪着最有震撼力的国际新闻”[5],民国六年至七年,“国内各大报纸竞相加强国际新闻的报道,派遣驻外的记者与日俱增”[6],以致“自山东问题起,唤起中国报界对外之舆论;而驻外特派员,乃渐萌芽”[7]。

  1918年12月,时任《大公报》主编的胡政之以唯一的中国记者身份被派往法国报道巴黎和会,同时参与巴黎和会的胡霖、梁启超也常将和会消息传至国内,和会期间,梁启超所传出的大量消息被《晨报》和《时事新报》刊登。除此之外,在巴黎设有分社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一个将和会关于不直接归还青岛的消息电传给国内各报馆”[8]。消息传至国内,引起一片哗然,最终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自此新民主革命兴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毕德生评论此次及全国抵制日货行为皆为报纸活动的结果。1920年梁启超回国,深觉国内报纸向外派驻记者的重要性,在其帮助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决定联合出资,选派16名特派记者、通讯员前往欧美各国进行新闻采访。是年,全国报界联合会又议决组织了国际通讯社,选派有经验的特派员赴欧美,同时联合当地留学生共同报道国际新闻。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凡与华会有关系之公共机关,无不有新闻记者之足迹”[9],他们向各国代表团索取消息发至国内,使得国人能够及时了解时局,发起一系列群众运动,对于拒签有着不可轻估的作用,同时也向各国证明了中国各团体之间的团结一致。当时,英国的半官方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烈要求废除英日联盟,其中包括“对于日本无理的二十一条的反对”“对于山东问题为中国辩护”[10]等。

  从五四运动初期的国人掌握主动采访国际新闻报道权到五四末期国人走出国门向外媒宣传中国革命,这一时期的国际新闻呈现出从“被动的主动”觉醒转向“主动需求”的特征。这样的内外联合不仅生产了一批符合我国读者阅读习惯的作品,延伸了其感官,更使社会各界力量团结在一起共同获取解放的胜利,同时也使海外国家看到了中国力量的强大和进步。

  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打开了人们对“科学”与“民主”的向往之门,加上此后十月革命的胜利催生的使得国内政界人士、知识分子及青年开始关心中国的前途与国际局势,一时间,“报纸与杂志均以大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和近代发展”[11],国际信息需求不断增长,各大报社也将此看作是商业竞争中的法宝,竞相向外派遣记者。

  除《晨报》和《时事新报》外派记者外,《申报》在巴黎、纽约、伦敦等也聘请专职或兼职通讯员,上海《商报》也曾向外派遣记者,采访国际新闻[12],除此之外,部分报纸还请留学生、在外知识分子等当通讯员(约每文十元),为其采写国外消息。如周恩来曾在赴欧留学前与《益世报》商定成为其驻欧记者,072-秋元美由作品-石川铃华自1921年至1922年,周恩来向《益世报》供稿56篇,其稿件如《欧战后之欧洲危机》《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及英国的罢工系列文章等,向国人详细介绍了欧洲政治形势及旅欧华人的生活状况。同样,被《晨报》派往苏俄去的瞿秋白自1921年初到1922年底,在苏俄也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向国内送回35篇旅俄通讯,加深了国内对十月革命及的认识。除此之外,其他报纸如《每周评论》在1919年连续23期,从第12期至34期刊登了一位名叫“明生”①记者的旅欧特别通讯,而这位记者正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特约的。

  各大报刊不仅通过外派记者、向各留学生抛“橄榄枝”等方式扩大采编队伍,其报社自身的编辑及名记者就有曾在国外生活学习过的,如徐宝璜(留美)、邵飘萍(留日)、吴定九(留日)等。此外,报刊社本身还有着较多的外力资源来扩大新闻来源。广大的新闻源加上经验丰富的记者打破了报社作为新闻人才“养成所”的传统模式,最终推向我国新闻学的学术化、标准化及专业化发展。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自此拉开我国新闻教育的开端。从美国学成而归的徐宝璜和接受日式新闻经验的邵飘萍将“美国新闻传播模式”在国内推开,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到由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发起创办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再到复旦大学新闻系等,我国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步入正轨。在校学生除需要学习中国政治文化外,还需学习外文(英文、日文、俄文等)、外交史、国际公法、英文新闻学原著等,圣约翰大学报系甚至沿袭密苏里课程和课本,采用英文授课,美国人卜惠廉(W.A.S.Pott)、毕德生(D.D.Patterson)、得武道(M.E.Votau)都在该校任职。同时,美英等国的知名记者、学者亦受邀在我国讲学,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曾在五四前后三次访华授课。除注重学生知识体系的形成,当时学校还非常注重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一是大部分授课老师都是由业界老师担任,二是根据学校教务安排学生出版报纸或在报馆实习。如由燕京大学的燕京通讯社,就将该校师生共同采写的新闻(初期仅出英文稿件)供给国内各大报社及东京、纽约等。由业界和学界共同推动的国际报道新闻人才的培养,最终促成了1921年中国人第一次于檀香山出席国际新闻界会议,会上我国记者史量才、黄宪昭被公推为世界报界大会副会长。我国国际报道新闻人才完成了从少到多,从临时到常驻,从业余到专业的体系化转变。

  在完成国际新闻报道专业化的道路上,无论是报界还是学界都在新闻实践中展开了对新闻价值的探索。这于内一是表现在各报界团体对国际新闻在外交中所体现的重要性的认知,如民国时期的三次重要报界团体会议②均将对外宣传和加入国际新闻协会列在决议方案中;二是体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企业化竞争产生国际新闻报道的增多,《申报》老板史量才提出的“确、速、博”[13]为重要见证。于外表现在追求新闻自由和平衡以呼唤和平、减少误解的重要使命,如世界报界大会中我方代表提出国际新闻报道对和平的重要影响及由我方掌握国际新闻报道自由之必要。我国报界对于国际新闻报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价值认知不仅存在于认知,更在逐渐摸索中转化为现实渐变。如国际新闻报道时效性的突破,创作体裁的丰富,内容多样化的转变,冷热新闻的交替及贴近读者生活的互动等。

  新闻和信息是分不开的,而信息的传播又离不开技术,尤其是通信技术(交通、邮电、印刷等)的发展,五四时期国际新闻报道的增多除受国际形势多变和国内广泛爱国群众运动的催生外,通信设施的发展对其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技术保障。在信息传输灵便的情况下,电讯消息、长篇通讯、国际消息专栏及时事述评等多种沟通方式不断碰撞,从而产生了丰富的新闻体裁。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境内铁路已有万余公里,加上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发展使邮政范围不断扩大,也加速了各大报社的业务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大,同时国内电报线路的不断完善和电报费用的降低(“新闻电每字只三分”[14]甚至更便宜),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得以加强,国内外信息交换速度快速提升,新闻时效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海量信息和报社的激烈竞争还带来了印刷技术和投递次数的变更,《申报》曾记载了五四前后世界新闻协会会长威廉参观其报社时的状况:一小时4.8万张的印数让威廉称赞其水平“在世界大报中亦占一位置”[15]。在巴黎和会展开之际,国内各大城市也大大增加了邮件投递次数,如北京从1919年4月1日起,每天早6点到晚8点将邮件投递次数增加至12次。[16]在巴黎和会外交失利后,尽管北京政府封锁消息,但已无法再继续蒙蔽国人,3月底少年中国学会就已将山东问题传至国内各个报馆,国内公众团体一再通过各种群众运动施压致电代表团请求拒签。“报界的积极报道和呐喊,最终促成了这场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17],也诚如当时在华外国人致电巴黎报界所言:“中国日刊报纸的发达,已使中国人对世界发生之情形,均甚洞悉。”[18]

  电报的往来和通信的即时,使得短消息和电讯成为当时新闻纸上最主要的体裁,主要原因有内外信息需求增多使新闻报道必须以快和多为主要特征,另外相较于国内新闻采写,国外电报通信的费用较为昂贵也使得记者不得不多采写短消息。国际消息需求面的扩大也造成了报道角度和体裁的多样化,072-秋元美由作品-石川铃华如瞿秋白在1921年至1923年旅俄之际,就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等采写了大量的长篇政治通讯发回国内,其所撰写的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饿乡纪程》及《赤都心史》既具有散文杂记风格又具有初期报告文学的线月创设的专栏新闻版面——《星期增刊》,每逢周日出版,专门介绍国际关系问题;另外,五四时期的大量国际关系述评及评论也是该段时间新闻体裁的重要特征,如这一时期陈独秀在《新青年》《兴华》《前锋(广州)》等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西洋教育、国际时局、俄国精神、列强侵华等问题的见解。述评兴起的最大标志为各大报刊如《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新闻报》等新闻评论板块均以“述评”为主要新闻体裁,从而展开了对帝国主义侵华、巴黎和会、十月革命等国际事务的探讨。除此之外,1920年由《时报》所创办的《图画周刊》通过画报的方式反映中外大事也是需要注重的体裁。这一时期除表达自由所体现的体裁丰富外,内容的多样性是国际新闻报道的又一特征。

  “新闻价值的大小由满足人们需求的程度而定,满足程度越高,新闻价值越大。”[19]五四时期人们对国际新闻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度,促使报界不仅在其新闻影响力、重要性、时效性上下功夫,更在其趣味性和贴近性上做出改变,后者的尝试主要体现在国际报道中时政新闻的持续发热、以往“坐冷板凳”的社会新闻地位逐渐提高、国际经济体育类新闻报道面逐渐扩大及外货广告的大幅增加。

  当时,各家报纸为满足读者需求,纷纷增加对国际新闻的报道。以《新闻报》1920年2月12日(周四)为例,当天报道国际类新闻(主要为“鲁案”,即山东问题各国看法)共21条,所报道版面约占12个版版面总和的14%,占新闻报道版面(除去广告)约60%,其中第三版国际新闻约占该版的90%。这一时期国际类时政问题颇受关注,如欧战后果、十月革命进展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走向等都是人们日常所关注的热点话题。戈公振曾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截取了1923年几大报纸对国外新闻的报道面积所占总新闻报道面积的百分比(如表1所示)。除时政类热新闻刊登在各大报纸外,原先“登不得大雅之堂”的社会新闻也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多了起来。时有欧美记者记载我国“政治新闻多,而社会新闻少;外来新闻多,而自行采集之新闻少”[20],自五四运动各地群众运动的兴盛及“民主”与“科学”的风刮过之后,社会新闻的地位得以逐渐提升,国外生活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如国外突发性新闻及趣事、留学生生活状况、国外教育趋势及国外妇女地位等话题都成为人们感兴趣的事。如“德国外长被人暗杀”(《新闻报》1922年6月25日,第4版)的国外突发新闻;生活新闻“瑞士大雪”(《新闻报》1920年1月15日,第13版);娱乐新闻“国外俱乐部”(TheChinaPress1921年1月23日,072-秋元美由作品-石川铃华第10版)等都可以登上国内各大报纸以吸引人们的眼球。

  此外,为满足读者多种阅读需要,不少报纸打起了“差别竞争战”。如当时的《新闻报》与《申报》以工商类信息为主,报道国际汇兑、证券及金融行情。由留日学生徐一冰主办的《体育杂志》则主要报道体育类新闻,也包括一些国际赛事,周刊《教育与人生》也报道美英体育赛事,由黄柏惠主持的主打体育报道的《时报》经常花大手笔报道国际体育赛事,因此深受南方地区学生的喜爱。《科学》杂志所报道的科技新闻,如美国新式电话机、德国电灯等其他机械也让人耳目一新。不只是经济、体育、科技等内容的新闻增多,出现在报纸上的西式生活也促进了我国广告业的兴盛。外商雄厚的资本加上西方生活观念在我国的模仿与开化,使得当时报纸广告中外国货物所占比例平均可高达60%至70%,外国饮品(啤酒、咖啡)、汽车、化妆品等成为新的消费趋势。

  意识上的觉醒使我国报界在争取话语权上迈出了第一步,新闻价值的认知使国际新闻报道开始内化为多样消息,而五四时期传播语言的规范和新闻矩阵的打造则使得我国国际新闻报道开始注重章法,走向标准化。

  语言是传播的核心,它承载着文化的延续,国际传播中,不仅要重视文化的差异,更要了解本国和他国的语言接收习惯。五四时期的报刊不仅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用白话文报道新闻,更注重新闻传播语言的转变,在符号、文章结构、排版上将国际新闻传播推向一个新的层次。

  由胡适、蔡元培等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使得消息知晓权和报刊阅读范围下移,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报刊语言逐渐契合受众阅读习惯。从《新青年》到《每周评论》《新潮》,白话文在各大报刊盛行,同时文章采用新型标点符号,开始分段分句,大大增强了人们对新闻的理解能力,如当时大多数报纸就采用“⊙”这个符号用以分段。此外,新的语言符号如图画和声音也开始在国际传播中显现,《图画周刊》就以绘画、书法等形式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时报》的《图画周刊》就在民国十一年用整版报道了远东国际体育赛事。同年,美国人奥斯邦也在上海开启了无线电广播业的发展路程。

  在新闻传播语言上,五四时期报刊还特别注重文章结构中标题导语的清晰以及排版上编辑思想的规范。除去英式标题的模糊表达,我国报界开始引进美国式标题,讲究清晰制作,仅记最复杂、最要紧的事,并且“每一行标题之间,隔以短线”,副标题、侧标题等则用来进一步解释说明,如表2记录了1919年2月《晨报》改版后的文章标题,这些标题简短有力。消息来源的增加使标题导语制作简单化还给排版带来了一定的变化,如混合编辑、集中排版、对比排版、连载等应运而生。编辑们通常将大量的国外专电排在一起以突出时事,如1920年2月12日的《新闻报》第3版就将所有国外专电关于“鲁案”的报道情况汇总在一起集中编排;五四运动当天《每周评论》在其第20期一版采用对比排版将菲律宾独立运动、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奸诈、北洋政府的退让和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罗列在一起,其产生的文化碰撞力量使读者警醒;此外《每周评论》还经常连载留学生的国外通讯,1919年其从第12期至34期连载了“明生”的旅欧通讯,连载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排版技法,《益世报》也曾连载9篇周恩来关于英国罢工的详细考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编辑们的选题意识逐渐形成和受众阅读习惯的逐渐养成。

  五四时期群众运动的频繁促进了国内外团体的互动,各团体在新中一是通过各方力量为国发声,推动国际时事的报道,二是通过资本及人力等支持报刊创办与报刊展开合作。报界内部也多次举行会议,统一对外传播决议、一致对外发声,通过多种刊物组成新闻矩阵,从多方面传播国际新闻、民主与科学及马克思主义等。

  五四时期社团所组成的信息网络对于五四各类信息的采集和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团体所辐射的范围广大,另一方面团体对报界的支持意义重大。这一时期的团体有“学生救国(联合)会、商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各地……及各省职能类联合会和以外交做旗帜的国民外交协会、外交委员会、外交后援会、外交救济会”[21]及国外各地留学生联合会,尤其是各学生团体在当时国际活动中起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如五四运动爆发后,欧美同学会立即召开会议达成决议,请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同时赴英、法、意使馆递交“山东问题决议书”扭转线日促成美国《大陆报》及美国在华媒体对段祺瑞皖系军阀的批判,其时日本媒体回应美国,指美方在华传道教育亦不为教化之结果。在这一来一回中,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觉醒。我国民族主义的醒悟与民主主义的进程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由知识分子团体“霸屏”的《副刊》亦成为民主与科学传播的另一“公共话语空间”。当时的四大副刊通过大量文人的笔法输出民主先进观念等,李大钊、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郑振铎等皆为四大副刊的御用作者。四大副刊中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多记载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在西方科学文化方面下功夫多;同在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也多宣传新思潮,文章细腻有趣且篇幅较长;北京的《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前者是以通讯、游记、科学谈、小说、戏剧等多种方式介绍新思潮,其栏目“译丛”就传播了大量的西方论点和观念,后者则主要以评论论争等方式支持爱国运动等。

  除报界外部团体对当时信息网络的贡献外,报界内部所组成的联合大会、通讯社及对外宣传团体也为五四国际新闻报道做出了较大贡献,在报界同仁的努力下,各大报纸、期刊及机关刊形成传播矩阵,共同繁荣了这一时期的国际报道。巴黎和会后不久,广州报界公会致电《上海日报》公会发起全国报界联合会以“外为和会专使之后盾,内作南北代表之指导”为准则共同商议对外宣言案,以求维持并决定拒登日商广告,民国九年五月五日,联合会决定电请美国上院主张山东问题公正裁决,并商议“力争青岛”“组织国际通信社”及“加入国际新闻协会”等事宜。我国记者参加由三十四国组成的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时做发言也极力表达了世界和平和等愿望,在会上提出的报道国际新闻时应注意各国民俗风情,以防误解,这在我国当时国际新闻报道观念中已属前卫。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的西方通讯社也在国际报道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如1919年在北平创办的日本英文报纸《北华正报》(NorthChinaStandard)与美国英文报纸《北京报道》(Peking Leader)两家就中华时局展开的论辩与对话十分抢眼;当时中国最老最有实力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不仅影响着大量的西方阅读者,部分中国商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是其受众,“《字林西报》通信栏所发表的通信比中国其他任何报纸都要丰富些”[22],不仅包括世界问题评论还有大量事件的详细论述及极为准确的经济新闻。然而由中国报界所组成的新闻矩阵也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从民国五年创立的新闻编译社到民国九年组织的国际通讯社,从各大日刊如《时报》《申报》《新闻报》及其增刊(《申报汽车增刊》《新闻报·经济新闻》)到周刊《每周评论》(1918)等再到杂志《新青年》(1915)、《科学》(1916)、《新潮》(1920)、《学林》(1921)等,机关刊《向导》(1922)、《先驱》(1922)、《中国青年》(1923)等所组成的媒体矩阵,对国际热点事件和世界最新科学知识进行讨论,宣传着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向国内普及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观,唤醒国内新民主意识,对五四时期的群众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五四时期国际报道的勃兴与繁荣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进一步打开了我国民众看世界的眼光,也为我国从屈辱走向世界舞台打开了一扇门。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亦成为世界历史重要的一部分,如何通过良好的形象输出减少误解,增强话语权,我们可从五四时期国际新闻报道中汲取经验,规避不足。

  五四前期我国处于国际话语权完全缺失的情况,西方列强掌握着主要的媒体资源,这一时期尽管我国报界意识到了主动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但因为政局、科技及资本的原因,依然处于话语弱势的地位。当下,我国应在与西方话语霸权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中,自主发声,让世界能够听到并听清楚中国话语。这需要新闻人的自主和自信,就如五四时期势如破竹走出去的民国报人一样,我们在较为利我的传播环境中要寻求主动,团结在一起积极发声,组成矩阵加大曝光度;同时也要培养一批优质的对外传播人才,尤其是能够掌握多语种的复合型人才,要改变五四时期多数依靠外媒海外发声的状况,增强我国外语类媒体的影响力。此外,要掌握话语权就要占据多数媒体资源,五四时期我国媒体资源大多源于对西方国家的模仿与学习,当下,我们需要在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念的同时,熟练掌握各类科技通信方式,这样我们才有掌握自主传播的保障。

  国际新闻传播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必须意识到传播中克服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五四时期无论是白话文的使用,还是将外报报道译为中文再登报,抑或是国内外报界联合会的沟通及要求对民情风俗的尊重都体现了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十九大明确提出我们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国际新闻报道中首先要充分了解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采用合适的符合受众接收方式的新闻传播语言让世界听懂中国声音,尽量减少文化传播所带来的误解。我们要通过动听的中国故事感染世界,向五四时期竞争激烈的各家报纸学习,提高新闻的可读性,增加多视角报道和策划类报道,而不是生拉硬扯、不讲策略地传播。如对会议或国际会议的报道,我国新闻报道大多采用通稿的形式,而国外媒体大多注重政策的细节变化、解读及挖掘较强故事性热点事件等方式展开报道,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对外传播时不能采用国内通用手法,而应符合外国受众的阅读及信息接收习惯。

  五四时期无论是各社会团体还是报界所组成的新闻矩阵,一方面将先进的外国文化引进来,另一方面又将中国声音传达出去,但纵观这一历史时期,我国对外国文化的吸收远远大于对本国文化的传播,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国际话语权的失利加上对传统旧文化的极力否定,使得国人面临着文化自信的缺失,而当下我们恰恰要认识到中华文化中优秀的地方,072-秋元美由作品-石川铃华重拾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我们要注重挖掘中华文化的魅力,将中华文化作为名片推出去,赢得世界的掌声。2019年春节,我国短视频社交网站一则《四世同堂》的视频在海外疯狂传播,短时间内在推特上获得千万点击量,视频里,从几岁小孩到耄耋老人,四代人在一声声“妈”的呼唤声中,依次出场。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外媒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介绍,还对四世同堂共享天伦之乐的中国传统大加夸赞,外国网友也纷纷模仿[23],因此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自我文化的独特与魅力。然而在国际报道中,除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外,我们还需借鉴五四末期的文字、图像、声音多符号组合的传播模式,将优秀的中华文化融于多符号的科技通信中,将传统文化和中国观念通过创新型表达让世界认同。

  从1919年到2019年,百年巨变中,我们依然积极争取世界话语权,从五四时期的被动意识崛起到当下的有动追求话语权,从国际新闻人才的缺失到如今“人人都是记者”的局面转变,从依靠外国通讯社的电报往来到现在的通信科技普及,从报界业务试验初探到现下新媒体、融媒体矩阵实力增强,从全盘西化到当今文化自信,中国在争取国际话语权上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掣肘,这依然需要社会各界如五四时期充满斗志的努力。

  [1]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29.

  “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梁建勇,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等与会并致辞。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乌镇召开。本届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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